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书名: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作者:徐贲
译者:
ISBN:9787807627890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08-10
格式:epub/mobi/azw3/pdf
页数:400
豆瓣评分: 8.7

书籍简介:

人以人性道德的理由来记忆。哪怕对那些与我们只有浅淡关系的人们,我们也与他们因人性道德的记忆而联系在一起。藉由人类共同创伤的记忆,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能够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警惕袖手旁观的冷漠。正如英国历史 学家Ian Kershaw所说,“通往奥兹维辛的道路,为之开道的是仇恨,为之铺路的是冷漠。”对于人类共同的灾难,记忆研究最关心的不是我们愿意记忆什么,而是我们由于道德责任而应该记忆什么。我们应该记住的是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邪恶事件。

作者简介:

徐贲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作包括 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 Disenchanted Democracy, 《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

书友短评:

@ 范克里夫大尉 蛮好的,是认真读过and读懂阿伦特的,虽然仅以存在主义,一种态度解释阿伦特,会有点不足,因为阿伦特融合了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她作为政治理论家的贡献,在于政治现象学。第一辑主要讨论阿伦特 雅斯贝尔斯等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政治理论,偏介绍性,第二辑将存在主义的原则应用在记忆和见证灾难和苦难上,分析了很多大屠杀文学。最后还有些杂文。总的来说很不错,所以说任何“哲普”或学术普及,都要建立在不背离原文和思想的基础上。韩炳哲你好好学学,为了写书诋毁阿伦特只要行动不要沉思,真是不要face。 @ 希望 偏向学术的一本书,对于纳粹时期的状况虽然只言片语,不过却让人浮想联翩。书中提到的书倒是可以作为后续的扩展阅读。每个国家都不那么一段不太光彩甚至见不得人的历史,后人不应单纯遗忘,而是要了解判断。知道了从何而来,或许会明白要走向何方。 @ 拉帅傅 非常的理论,不是吗? @ 葛亮 思想者语,文字功底差了些,有些地方夹杂不清。 @ 现在 类似浅显的科普,很无聊,没新意。作者中文有些不自然。

书籍目录

前言
序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第一辑 政治和存在主义
以骄傲的反抗积极生活:阿伦特和存在主义
往事和争议:《艾克曼在耶路撒冷》
抗恶的防线:阿伦特论“思想”和“判断”
公民政治和文学的阿伦特
公共视野中的“革命”和“政治自由”
站在极权道德废墟上的雅斯贝尔斯
世界公民和理性破碎的世界:雅斯贝尔斯的普世主义信念
存在主义在美国
干净的手和肮脏的手:存在主义政治的分歧
悲剧想象和公共政治
个人良知和公共政治:捷克现象学回顾
第二辑 记忆和见证
为黑夜作见证:维赛尔和他的《夜》
见证文学的道德意义:反叛和“后灾难”共同人性
“记忆窃贼”和见证叙事的公共意义
“罪人日记”的见证
公共传媒和创伤记忆
灾难见证和公民运动
我也会是艾克曼吗?电醒世界的社会心理实验
人性一文化一制度:文化决定论和纳粹极权
政治神学的教训:失节的施米特
施米特现象和右翼批判理论:《危险的心灵:战后欧洲思想中的施米特》
“施米特热”和国家主义
· · · · · ·

  • 极权统治的特征之一就是对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的政治化,从而使得政治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恐惧和厌恶的力量
    —— 引自章节:站在极权道德废墟上的雅斯贝尔斯 / 096
  •   加缪和美国知识分子的交流比萨特和波芙娃都更顺畅。这不是因为加缪对美国的印象特别好,而是因为他为人比较含蓄,不像另外两位那么咄咄逼人。而且,加缪的人道主义和反暴力立场也与美国知识分子反斯大林主义的立场比较一致。加缪一直有意和存在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不愿意让人把他当作是萨特的一个次要搭档。阿伦特在1946年11月11日给雅士伯(Karl Jaspers)的信中记录了她对加缪的印象:“他是一个你所说的来自抵抗(法西斯)的人。他绝对诚实,有政治眼光。”阿伦特觉得加缪是一个“没有‘欧洲民族主义’情绪的欧洲人,”这种人可以“四海为家”。与加缪相比之下,阿伦特觉得“萨特是一个过于典型的法国人,太文学气,可以说太有才气,太有抱负,……这种人我在战前还没见过。”阿伦特对加缪和萨特的印象与她在1946年8月17日写给雅士伯信中所说的相当一致,“加缪也许不如萨特有才气,但却重要得多,因为加缪严肃得多,也诚实得多。”菲律普斯在回忆中也提到加缪比萨特英俊,也较含蓄,乐于与人闲谈,和纽约知识分子比较谈得来。巴瑞特同样觉得加缪的政治观点透出“朴实的正派”,而且“人很谦虚,着实迷人。”  加缪到美国搭乘的也是海轮。那艘从事客货两运的奥尔贡号其实是一艘货轮,“全船的旅客都挤在一个很小的餐厅里就餐。船上的起居与艰苦的战争年代相比,没有什么改善。”四十年代的欧洲物质生活极为匮乏,与当时美国的物质丰富形成悬殊的对比。《纽约客》撰稿人利埃布林(A. J. Liebling)在加缪去世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加缪到纽约时“那身令人发笑的穿着,……那是一件出自一位法国裁缝的杰作,是战前甚至1926年大危机前的款式。”当时连在法国的美国大兵都觉得法国人身上老有异味,发给美军的小册子解释说,不是法国人不爱干净,实在是因为肥皂在法国是稀缺的日用物品。  当时的欧洲人很容易对美国有物质主义的印象,其实物质丰富并不等…
    —— 引自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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