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绅

书名：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
作者：费孝通
译者：赵旭东/秦志杰
ISBN：9787513506021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3-20
格式：epub/mobi/azw3/pdf
页数：218
豆瓣评分： 9.0

书籍简介：

《中国士绅》的最初版本是费孝通先生发表于《美国社会学学刊》的长篇论文，题为《农民与士绅：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一种解释》，后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结合费先生的口述编撰出版了全本，成为英语世界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难以忽视的参考文献。本书论述了传统社会中士绅与文人、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对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与运作机制作出了深刻论断，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危机以及转型时期可能的道路选择所作的深入思考。

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2005），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著述浩繁，其作品《江村经济》、《中国士绅》和《乡土中国》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必读之书。

书友短评：

@ Lu Yang 这是一批被教科书妖魔化的人，同时也是一批离我们越来越远的人。在一个完全打破传统的时代，士绅阶层只能活在被我们鄙视的过去，成为我们仇恨的对象。面对西风压倒东风的狂飙，费孝通先生仍能保持清醒头脑、坚守学术立场，实在是后辈学人的典范。在纠正了今人对士绅阶层丑恶嘴脸的刻板印象的同时，我们又能从中寻到如今所谓的新儒家对于历史的过度解读的一面。士绅作为传统权力结构的一角，其复杂地位和存在意义都不是由当下的历史需要和历史情绪情绪可以决定的。 @ 57 1. 两个保护机制：无为而治；士绅的纽带作用（皇权不下县）。2. 政统与道统的分离：“其实除非一个人完全脱离尘世，否则实际地说，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政统征服道统，一是失宠于上。”3. 城乡的对立与合作。现代工业化对乡村社会的侵蚀。4. 士绅文化的衰弱：“在中国传统社会，知识阶级是一个没有技术知识的阶级，他们独占以历史的智慧为基础的权威，在文字上下功夫，在艺技上求表现。中国文字非常不适合表达科学或技术知识。这表明在传统社会结构中，既得利益的阶级的兴趣不在提高生产，而在于巩固既得的特权。他们主要的任务是为建立传统行为的指导而维持已有的规范。” @ 嘉禾 古代中国社会结构性的大问题：皇权无可抗拒。那么为什么古代中国的皇权能如此集中，且不允许任何力量挑战？难道是因为，如果要维持暂时的稳定，就需要如此绝对的权力吗？权力的双重系统，神授与能者。古中国人自殷商后不敬鬼神，儒家更是轻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重人伦秩序与规范。但是儒家并没有建立起政治实体，无法与皇权叫板。董仲舒希望通过解说上天旨意来获得权柄，最后还是失败。所谓的士大夫，科举之后，彻底沦为皇权的打工人。秦政对中国影响之深远，到现在还没有摆脱。公共事务，皇帝说了算；私人事务，则交由基层自治。但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的崩坏以及城市的吸血，导致乡村凋敝。产生了一批，回不去乡下又无法在城市立足的夹缝阶层。这本书给我的启示是：只有处理好乡村问题，中国才能进入良性循环。 @ 恰饭喵 由“士绅”的定义说起，对于中国这个特殊阶层的历史进行一定介绍（孔子，董仲舒，公孙弘），然而在近代社会，由于洋货的涌入，乡镇与城市之间原本的平衡被打破，由此进行的讨论也很深入（经济结构的变化，人的生活变化，乡镇大学生如何适应？）之后会把这书细读 @ 西布 20-10-13：小册子，7篇短文。讨论士绅在中国政治结构、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及变迁。西方工业化带给中国乡土社会损蚀，前瞻性预测到士绅阶层的消亡，城乡关系紧张一面。 @ 卡彭特 观点独到深刻，希望社会学研究领域多出几位费先生这样的大师，人类之幸。

精彩样张：
“士绅”这个词，指的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有一定地位、发挥一定功能的一个阶层。这里所谓的“传统社会”是指临近公元前3世纪时封建制度解体之后，由中央集权一统天下的帝国时期。士绅阶层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只有通过这一历史，我们才能了解其特征。
本书所讲的士绅阶层有时也被称为“士大夫”。实际上，虽然士绅阶层与士大夫群体紧密相连，但仍应把他们区分开来。出身于士绅家庭，并不能确保此人将来一定会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文人或官员。在封建时代，情形便不大一样。封建时代的贵族和平民之间存在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士”和“大夫”虽然处于统治阶级等级体系的最底层，但他们仍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并拥有真正的政治权力。但封建制度解体后，政权不再分散，而是集中在最高统治者一人手里。为了实施管理，最高统治者需要辅佐。这种辅佐是由官吏来提供的。因此，这里的官吏不再是统治者的家族成员或亲戚，而是他的雇佣，即仆人或者统治工具。
封建制度解体后发生了另一重要的变化，皇权成为强者、权力追逐者竞相争夺的目标。在封建制度下，政权分配给统治者的亲戚和家属，出生在贵族家庭之外的人是平民，他们永远没有机会登上王位，没有机会触摸君王的神圣用具，甚至连看的机会也没有。平民要想成为皇室的成员就像女人要变成男人一样不大可能。但是，封建制度解体后，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皇帝。这样，政治权力就成为大家争夺的目标。历史学家司马迁描述过这样一个故事：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时的项羽在观看皇家列队时对他的朋友说：“彼可取而代之。”从那以后，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政治权力在人们的眼里已成为竞相猎取的宝贝，要做大买卖的就干这个。
不幸的是，中国封建制度里解放出来的政权，固然不再专属一姓、万世一系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找出一个夺取政权的和平方式。我们一说起夺取政权，就忘不了“揭竿而起”的内战手段。武力争夺的方式下，政权变成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夺宝对象。夺来夺去，以暴易暴，总是极少数人统治着其他的人民，专制的皇权并没有在政权的传承和接替中发生任何性质上的改变。我们不像英国——杀了一个皇帝，皇权减少了一些，民权抬了一些头；赶走一个皇帝，皇权又减少了一些，民权再抬一些头；最后竟成了个挂名皇帝，取消了皇权——但是，在传统中国只有“取而代之”的故事，流的是人民的血，得到宝座的却是少数幸运的“流氓”，像下层农民出身的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等一派人物就是。在官方修撰的史籍上，固然有着一脉相承的正统；可事实上，大小规模的内战和肆无忌惮的冒险者恐怕是经常的现象，史不绝书，不断挑战着统治者的权威。
以武力争夺政权是危险的事。成固然可以称王，败则只有一死；非但一死，而且还会灭族。当他向当政的皇帝提出挑战时，他就成为寇匪或反贼，军队会冲他而来。况且，通过暴力得来的政权可能也会因暴力而丧失。历史上曾有过两次，依照传统，皇帝试图把政权让给他认为是更好的统治者的人。但是那些人并不想得到政权，他们宁可远离而不愿肩负责任。我们无从得知这两位皇帝让出政权的诚心有多大，也不清楚在何种程度上，这不过是一种姿态或是复杂的政治阴谋。但是有一个事实无法否认：中国有记载的历史中，没有一个皇帝主动退位让出皇权；曾经有过让位的例子，但那是出于被迫。常言道：马背上得天下，亦只于马背上失天下。
想当君王实际上是拿生命去冒险。王位继承人肯定要保住其继承权。作为皇帝应该仁慈，他可以赦免其他所有罪行，而唯独不能对谋反篡权罪手软。谋反是天底下最可怕的事。任何读过明朝初期历史的人都知道，书中描写的对谋反分子施加的酷刑仿佛是在地狱中发生的一样。我们在城隍庙里所见到的“十八层地狱”的形象，据说是写实的，是明史的标本。酷刑的威胁便是皇帝的保护伞。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在玩耍中大喊了一句：“我是皇帝!”祖母急忙阻止我说：“这是不能说的!”她并不是迷信，也非过于小心，而是意识到信口一句话会带来的实际的危险。至少依照传统来看，皇帝常会把那些据算命先生讲长大会做皇帝的孩子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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